古代文人受儒家文化熏陶，一般都具备温文尔雅、彬彬有礼的品格。时代游侠精神的张扬激荡，也能够培育文人的另一种品格，即豪荡使气、狂放不羁，展现出文人独特的魅力。
游侠豪荡使气、狂放不羁自不待言，也不一定受文人的影响，但文人的豪荡狂放的行为气质却总有游侠的影子。
南北朝时期的温子升的《白鼻騧》：“少年多好事，揽辔向西都。相逢狭斜路，驻马诣当垆。”少年英侠好事上路，狭斜得遇同道，即入酒家放怀畅饮，显现出少年意气相投的慷慨豪迈。王褒意气豪迈，多军旅之思，如其“好勇自秦中，意气多豪雄。少年便习战，十四已从戎”一诗，豪迈慷慨，意境雄浑，可说是诗人自身精神气质的外化。
唐代骆宾王《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》云：“满月临弓影，连星入剑端。不学燕丹客，空歌易水寒。”友人远别自古令人黯然，但骆宾王却没有这儿女柔情，而是显示出一股豪壮的气概，壮怀自许，连历史上的真侠客荆轲也因之逊色，虽为一介文士，却也豪荡狂放如此。
若论唐代文人的豪荡使气、狂放不羁，则不能不提李白。李白好剑术，有侠风，“少任侠，手刃数人，与友自荆徂杨路亡，权窆回棹，方暑，亡友麋溃，白收其骨，江路而舟。”也具有侠客的轻财好施，“囊昔东游维扬，不逾一年，散金三十万，有落魄公子，悉皆济之。”其在《侠客行》一诗中，有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”之句，可说是其侠性侠风的诗意体现。至于其蒙皇帝宣召便即高呼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，一受排挤便即高喊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”，语气之潇洒疏狂，言行可说是极任性使气、狂放不羁的了。
虽然尚武精神与时代氛围密切相关，但从历代文人对游侠的推崇来看，游侠的任务之气无疑是文人尚武的重要的精神来源。
刀和剑，本为游侠所重。文士因推崇游侠，受其感染，也颇为爱好刀剑。如左思一介寒士，文弱书生，也有一股勇武精神勃勃欲发，不时长啸：“虽非甲胄士，畴昔览穰苴。长啸激清风，志若无东吴。铅刀贵一割，梦想骋良图。”非甲胄之士，却有睥睨敌酋、征战沙场之慨，已非文人之躯所能束缚。
剑是侠客的象征，虽然侠客不一定有宝剑，善剑术，但剑却代表了侠客的文化品格，渗透了侠客的精神气质。
陶渊明是典型的古代隐逸文士，但他的精神气质中却不仅仅只有诗与酒，还有游和剑。如其诗云：“少时壮且厉，抚剑独行游。谁言行游近，张掖至幽州。”抚剑行游，一介文士也有侠客尚武之行。江淹文才之士，少年时也学剑尚武，“少年学击剑，从师至幽州。燕赵兵马得，唯见古时丘。”
王昌龄素以边塞诗著称，历来崇尚游侠的勇武精神，受之影响，便有“仗剑行千里，微躯感一言”的侠气。王维一向恬淡自适，其诗歌大多和畅宛如，但受时代游侠风气的感染，其诗歌也有“新丰美酒斗十千，咸阳游侠多少年。相逢意气为君饮，系马高楼垂柳边”的豪迈任侠之气；杜甫的诗风稳重、沉郁，少年时也有“白刃雠不义，黄金倾有无。杀敌红尘里，报答在斯须”（《遣怀》）的尚武任侠的气概，这自然也是受到时代游侠精神的感染。
由此可见，时代和历史传统的游侠精神激扬了文人的尚武精神，文人的尚武精神也彰显了游侠的精神气质。尚武和游侠，两者在古代传统文人的身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
